全球人工智能（AI）竞赛的讨论，多聚焦于模型、人才和资本，但还有一场同样重要的较量：哪个经济体能让企业最快用上新科技、提升生产力、打开新市场。

对新加坡中小企业而言，AI并不遥远。制造商用它检测产品瑕疵，零售商预测市场需求，物流企业优化配送路线。这些应用背后，都离不开价格合理的算力、稳定的云端服务，以及不断更新的数码工具。

数码基础设施因此和融资、能源、技能人才一样，是企业运作的基本投入。价格是否合理、取得是否容易，直接关系到中小企业的竞争力。

新加坡在这方面已有不错的基础。中小企业占本地企业总数超过99%；2024年，95.1%的中小企业已采用至少一种数码技术，AI使用率也从4.2%升至14.5%。

数码化背后一笔容易忽略的经济账

大型企业或许能承受算力成本小幅上涨，但对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来说，这却可能决定一项数码项目能否继续推进。制造商可能因此暂缓部署AI质检系统，零售商则继续靠人工管理库存。这类决定一旦在成千上万家企业身上重复发生，受影响的就不只是科技采用速度，还有整体生产力和经济韧性。

因此，数码基础设施政策不能只当技术问题处理。基础设施若保持竞争力、持续升级，中小企业就能用上过去只有大企业才负担得起的技术。反之，若成本上升、规则僵化或政策难以预料，中小企业即便不是直接监管对象，仍可能通过价格、合同或服务供应受到牵连。

这种间接影响很容易被忽略。政策制定者关注公共风险，供应商关注合规要求。依赖基础设施运作的企业，往往要等到新规定反映在价格、合同或服务供应上，才真正感受到影响。

更关键的是，亚洲的AI基础设施版图仍在成形。供应商正决定资本投向、技术团队部署地点，以及新服务的首发市场。新加坡周边的经济体也在争取这些投资。

例如，马来西亚在2021年至2025年年中，批准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投资就达1444亿令吉（455亿新元）。信任、连接能力和人才储备是新加坡的优势，但区域内其他市场正逐渐成为同样可信的选择。

竞争优势很少因一家企业撤出而骤然改变，更常见的情况是：下一轮扩张去了别处，新服务先在另一个市场上线，价格差距慢慢拉开。长期来看，这些投资和部署的决定，将影响中小企业能否靠科技缩小生产力差距，还是让最先进的技术越来越只集中在大企业手中。

不能只看眼前要解决的问题

拟议中的《数码基础设施法案》正体现了这个挑战。提升主要云端和数据中心服务的韧性、安全性和可持续性，目标本身合理。若基础设施不可靠，企业也无从受惠于数码化。

挑战在于如何执行。若要求和现有规定重复、过于具体，或难以预判，供应商可能因此调整投资计划和服务设计，结果反映在更高的价格、更少的灵活性，或更慢的新技术推出速度上。

法案不直接监管大多数中小企业，因此它们的处境更容易被忽略。监管的影响会沿供应链和商业模式一路传导，最后落在最难吸收额外成本和不确定性的企业身上。

可持续发展要求就是一例。提高数据中心能源效率是合理目标，但在土地稀缺、成本高昂的新加坡，改造建筑或更换冷却系统，比其他市场更昂贵，这些成本最终很可能反映在数码和AI服务价格上。

亚洲数位繁荣联盟（Digital Prosperity for Asia）与牛津经济研究院（Oxford Economics）所做的研究显示了这种传导效应。在印度、马来西亚和韩国，74%受访初创企业表明，数码监管增加了合规成本，66%透露已把创新的资金转去应付合规。调查证据说明，监管设计确实能改变企业行为，经济影响也不会止步于法律条文直接点名的对象。

这也不代表我们须要降低保障标准。系统中断和网络安全事故都会造成实际损失，中小企业因缺乏完善的备用系统和专业团队，往往更难承受这些冲击。

监管应与风险相称、可预见，并以结果为导向。政策制定者不能只问一项规定能否降低眼前风险，还要考虑它对市场竞争、服务供应及相关企业的影响。因此，中小企业应尽早参与数码基础设施政策的制定和检讨。中小企业也应与营运商和技术专家合作，一起找出哪些间接影响可能固化为更高价格、更严苛的合同条件，或市场结构上的变化。

随着AI成为通用型技术，基础设施、中小企业和创新政策之间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。科技体系最底层的决定，会影响小企业能否转型、成长型企业能否走向区域市场，以及新进入者能否挑战现有的行业龙头。

新加坡的优势从来不是市场规模最大或成本最低，而是可信赖、连接能力强、务实高效。要在AI时代守住这个优势，就必须让基础设施的韧性和可及性同步提升。今天定下的规则，将决定明天有多少企业能真正用得起、用得到AI。

作者是亚洲数位繁荣联盟政策主管兼区域负责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