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有张海报较特别，没放男女主角，而是一群稚龄男女孩童围坐木桌边，向挂着书生眼镜的中年男教师学刺绣。刷到这剧照，我心总会揪一下，片中最让我触动的不是橄榄咸猪肉、杀人放火或侨批里的字字思念，而是这一幕。
前面有段戏，从这间简陋睡房传出朗朗书声，一名面容严肃的警察，行经男女主角居住的这家旅社门口，让观众如坐针毡。要知道，当时在实施同化政策的暹罗，开办“华文班”是违法的。旅社老板很快出钱买通警察，一旦临检孩童们就赶紧抓起针线学“绣花”。老板后来招惹上举报他不成的有权势者，对方下毒手报复，进而酿成的连串生离死别的悲剧。
这些悲剧始于男主角郑木生最初起意，让以代笔写侨批为生的狄功，在旅社的卧室里开班。若说教华语学华文会赔上性命，听来太耸动，但别忘了在三年八个月的昭南岁月里，这是要杀头的。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詹道存教授在回忆录中，就忆起父母亲当时在他们中峇鲁的组屋里，开办地下华文学校。为学好教好华文华语而愿冒上风险付出代价绝非传说。
在早期南洋各属地、王国、新邦的民族主义同化政策下，压制华教是确保华侨融入既有社会的普遍对策。新马两地的华人，长期以来有相对宽容的华教空间与自由，算是幸运的；泰国、印尼、菲律宾、缅甸、柬埔寨和越南等地都曾历尽不同严酷程度的排华环境，被迫与连接祖辈根源的语言切割。
影片终于来到本地公映，不意外地挑动许多泪腺至决堤，不料的是它唤起了国人对方言的长相思，一时间像语言难民般拥抱这桩南漂的潮语浮木，并向当局屡番争取加映原音版，尽管大多数国人对方言已是“袂游”（福建话：不会游，指不灵光）和“抓无球”（福建话：接不到球，指听不懂） ；而对另一些人，“出国看电影”已成生活常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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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趣的是，在潮语通行的曼谷唐人街，影片里教师教的却是华语。他先带小朋友念“人、口、手，人有口和手”，正好认清语言可以带来的功利与经济价值；到他教起何谓“相思”，我们又顿悟语言何以“口到心到笔到”，升华到心灵互通的层次。
在经济移民的DNA里，为谋生把语言当作工具而接受同化，无可厚非。19世纪过番新马的新客，要混得好最先要会的通用语是马来话，到20世纪华校华社华文报兴起，方块字成了最多人舒适的日常沟通波频。随后的经贸全球化大趋势，让方言与华文的对立，英语华语地位的交替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断考验社会兼容的肚量。
语言始终在牵动着代代子孙的命运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一封写给华文教育和方言传统的情书还是诀别书，是我们这一代须要去重新理解也去敞开心扉感受的。对于语言，新加坡人未必注定要永远活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境界中，非得以得与失，来衡量对语言的学习、接受和使用。
（作者是《联合早报》高级多媒体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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